人工智慧時代的資本主義轉型：經濟、社會與哲學意涵
引言：AI衝擊下的資本主義挑戰
人工智慧（AI）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引發對現行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刻反思。許多專家預測，AI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顛覆。一方面，Tesla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將AI稱為「史上最具顛覆性的力量」，甚至預言終將出現「不再需要任何工作」的時代，因為機器智慧將能完成一切勞動。另一方面，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顯示，到2025年機器將執行將近一半的工作任務（約47%），遠高於2020年的33%。這樣的變化意味著未來許多傳統工作可能消失，同時新的工作形態或許出現，但勞動整體需求可能趨於下降。在此背景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正面臨一系列轉型課題，包括：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必要性、資本與勞動關係的重塑、大部分物質生產自動化後人類工作的意義、大眾消費模式是否會因廣泛失業而崩解，以及當勞動與報酬脫鉤後，人類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將如何改變。下文將從學術觀點、產業趨勢、政策辯論與未來主義者的預測等角度，深入分析這些問題。
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與挑戰
面對AI可能帶來的大規模失業與不平等，全民基本收入（UBI）日益被視為一項潛在的解決方案。許多科技領袖和經濟學者主張，UBI將成為未來社會的必要政策工具，以保障在自動化浪潮中每個人的基本生計。OpenAI前執行長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等人多年來公開憂心AI造成傳統工作消失並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認為「如果公共政策不相應調整，大多數人境況將惡化」，唯有實行某種形式的基本收入才能保障大眾利益。同樣地，馬斯克和被譽為「AI教父」的Geoffrey Hinton等矽谷人士也認為，AI引發的技術性失業潮將使UBI成為維繫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這種觀點已從學術討論走向現實試驗：例如OpenAI資助的一項大型研究給予美國兩州共1000名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無條件補助，持續數年，以觀察其影響。
支持者認為，UBI不僅是因應AI失業的安全網，更是重塑經濟分配正義的工具。在資本主義下「要生存就需要金錢，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當AI和機器人剝奪了許多人工作機會時，政府發放基本收入可確保每個人都有基本購買力來滿足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一些學者強調UBI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AI的智能來源於全人類集體知識的結晶，類似過去對公有資源的圈地侵占，因此應將因技術進步產生的財富部分地回饋給所有人。正如學者尼爾·霍華德（Neil Howard）所言，大型語言模型等AI技術是建立在全人類知識「公地」之上，如今少數公司據為私有並盈利，導致多數人生活艱難或無法維生，透過UBI進行再分配在倫理上是正義的。
UBI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應對勞動市場變化。反對者常擔心，白白給予收入會助長懶惰，導致勞動意願下降。然而研究和試驗結果並未證實所謂的“大眾怠惰”。相反，有證據顯示UBI可能解放人們投入更有意義的工作。一項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實驗表明，長期失業者在獲得三年的基本收入保障後，勞動參與率竟提高了。受試者不再為維持失業給付而被迫接任何低薪臨時工，反而更有餘裕尋找並接受更長期且報酬更好的工作，最終工作時間比以往還更多。這支持了霍華德的觀點：UBI不見得會讓人變懶，而是讓人有機會從事更好的工作或投入更多社會有益的活動。在另一項美國試點中，獲得無條件現金補助者平均每週只比原來少工作約1.3小時（相當於一年少上班8天），遠非全民躺平的末日圖景。心理學上，人們普遍嚮往讓自己「有價值」的事業而非終日遊手好閒。正如研究員Cleo Goodman所說：「人類在心理上需要做有價值的事。認為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只想整天癱在沙發上喝啤酒看電視——這種說法完全沒有根據。我們渴望花相當多的時間做一些令自己自豪的事。」。因此，UBI可能讓更多人追尋自身熱情，投入創造性、藝術性或公益性的工作，而非為糊口被迫從事機械乏味的職業。
儘管如此，UBI在實施上仍面臨不小的挑戰和爭議。首先是財政可行性：要為全民提供基本收入，所需支出龐大，資金從何而來？有人建議對因自動化而暴增的企業利潤、大型科技公司或數據經濟徵稅，將AI紅利轉化為全民的分紅。然而，這涉及對富人和資本課稅，現實中政治阻力不容小覷。其次，有批評者認為，光靠UBI無法解決更深層的體制問題。例如，有學者從權力結構出發提出，科技菁英鼓吹UBI或許是在轉移視線，藉此鞏固自身對AI的控制力。按照這一觀點，UBI表面上是為了社會利益，但可能淪為讓多數人接受AI普及的「糖衣」，而實質的財富不平等和權力鴻溝依舊存在。如果少數人擁有所有的機器人和AI、繼續掌控生產資料，則多數人只能充當被動的補助領取者，長遠看將強化資本所有者與補助依賴者的階層分野。此外，UBI的政治理念衝擊也不容忽視。傳統觀念強調「不勞不得」，UBI挑戰了工作與報酬掛鉤的倫理觀，一些人擔心這會削弱個人奮鬥精神或社會對勞動價值的認同。然而，正如部分觀點所指出的，將基本生存權從僱傭勞動中解放，或許反而能激發人們在工作之外尋找創新和自我實現的動力。總的來說，UBI已從烏托邦式的設想走進主流討論，在AI時代它被越來越多人視為必要但仍具爭議的經濟調節工具。我們可能正走在一個轉折點上，未來的政策選擇將決定UBI是成為穩定新經濟的支柱，還是僅是緩解症狀的權宜之計。
資本與勞動關係的重塑
當機器人成為主要生產者，資本與勞動之間傳統的分配格局將受到顛覆性的影響。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典型模式中，勞動者提供勞力、資本家提供資本，雙方在生產中分配價值。然而，AI和自動化大規模取代人力勞動後，這種關係可能發生根本改變：資本（如AI系統、機器人設備）的重要性空前提高，而勞動相對式微。有經濟研究警告，AI可能引發勞動報酬佔國民所得比重史無前例的下降。換言之，社會產出的大部分將流向資本所有者，而勞動者能獲得的份額極小。這被形容為一次「百年一遇」的勞動份額大幅滑落——遠超過以往技術革命對勞資分配的影響。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裡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在許多國家已呈下降趨勢，部分原因就是自動化和全球化。AI時代可能放大這一趨勢：企業透過AI提高生產力，卻不再需要等量增加人力，造成生產成果更多地積累在資本（股東利潤和技術所有權）那一端。這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和新的社會緊張。正如一篇評論所指出的，AI和機器人讓勞動投入幾近為零便可創造價值，證明了傳統「勞動創造價值」範式的動搖。極端而言，如果價值創造不再需要人類，那資本主義可以在沒有工人的情況下運轉嗎？一些分析者認為，這預示著資本主義將進入一個新階段而非終點——所謂「自動資本主義（autocapitalism）」，在這種體系下，自我增殖的資本和自動化生產成為核心。傳統馬克思主義預測資本主義終將崩潰於自身矛盾，但也有人斷言，只要能產生利潤，資本主義具有極強的彈性，甚至會利用AI重構自身而繼續存在。
然而，勞動的式微並不意味著矛盾消失，反而可能孕育新的結構性衝突。未來最主要的經濟對立或將變成**「擁有高級AI和機器資本者」對「失去工作和財富的人群」。資本所有者藉由技術優勢汲取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而普通人淪為被動的消費者甚至僅是補貼領取者，這種兩極分化已被一些社會學者譴責為一種「象徵性的暴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給予失業者基本收入，其地位仍難以與掌握AI資本的人相提並論——前者只是科技恩惠的接受者，後者才是規則的制定者。因此，有觀點警告，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制度調整，UBI這類措施可能僅僅將不平等鞏固為長期現狀**。正如上述批評所言，UBI可能成為「華麗的繃帶」，掩蓋了資本主導下貧富失衡的深層傷口。
要緩解這種新矛盾，需要從資本與所有權入手進行轉型性的思考。一種可能路徑是重構財富分配機制，讓更多人直接受益於生產性資本。除了UBI，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提出了多種方案：例如向所有公民發放「機器人股權紅利」，讓全民按比例分享自動化帶來的利潤；或者建立數據股權制度，讓提供數據訓練AI的個體分享到AI應用的收益；再者，政府可以對高度自動化的企業徵收**「自動化紅利稅」或「機器人稅」，將資本收益重新分配給大眾。更激進的構想則主張公共或合作所有制**：例如國家持有部分先進AI企業的股份，把這些超額利潤轉為公共基金，用於全民福利。這些想法背後的核心是相通的：當勞動不再是主要生產要素，為了維繫社會公平與穩定，就必須讓資本的收益更廣泛地為全民所共享。在歷史上，資本與勞動的妥協曾產生20世紀的社會福利國家體制；而21世紀的AI時代，也許需要新的社會契約來重新平衡資本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最後，資本與勞動關係的重塑還涉及市場經濟自身的可持續性。如果資本完全壓倒勞動，導致大多數人收入驟減，那傳統資本主義的消費-利潤迴圈將難以為繼。因為資本主義企業雖掌握生產資料，但最終仍需要消費者購買產品來實現利潤。若失業人口眾多、收入低迷，市場需求將嚴重不足，資本本身的利益也會受損。這正是許多有遠見的資本家支持UBI等再分配政策的原因之一：透過給全民發錢，重新造就消費力來購買資本家生產的商品，從而避免經濟陷入滯銷和蕭條的惡性循環。經濟學上這是一種「以養市場」的思維：與其讓資本主義窮途末路，不如透過制度創新（如UBI或員工持股計畫等）讓更多人分享蛋糕、參與消費，使經濟持續運轉。在AI引發的巨變中，資本和勞動將重新尋找新的平衡點——這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正義問題。
機器時代的人類工作與意義
想像一個大多數物質供給由機器自動完成的世界：在人類不再需要為生存而工作的情境下，「工作」本身的定義和意義將產生深刻轉變。自古以來，勞動一方面被視為維持生計的重負，另一方面又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隨著AI時代的到來，這兩種傳統觀念都受到挑戰。
從歷史和哲學角度看，人類對「無需勞動的樂園」其實早有憧憬和矛盾心理。《聖經·創世記》中上帝因亞當偷食禁果而詛咒人類「必終身勞苦，汗流滿面才能糊口」；與此同時，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曾幻想：「若工具能自行工作，主人將不再需要僕役，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隸。」（《政治學》）意思是如果自動化實現，人類即可擺脫勞役枷鎖。19世紀末，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馬克思女婿）在《懶惰的權利》一書甚至倡導擺脫「工作奴役」，追求有閒的幸福社會。這些思想預示著：在技術允許的情況下，人類一直嚮往將繁重勞動交給機器，自己獲得更多自由時間。約一百年前，經濟學家凱恩斯也預測到2030年代，人們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即可達到富足，他憧憬那將是「閒暇與豐裕的時代」。
如今AI的進步令這些幻想具有了現實可能性：“後工作”（post-work）社會似乎初露曙光。然而，正如拉法格所言「這事沒那麼簡單」——工作消失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場文化與心理的巨變。傳統上，工作除了供給物質條件，還賦予我們身份和意義。當被問及「你是什麼人」時，我們往往回答「我是教師 / 工程師 / 廚師……」，很少有人回答「我是個做夢的人」。由此可見，職業長期以來是個人認同的基石。尤其在過去「一生一職業」的年代，人們強烈地將自我價值與所從事的工作緊密聯繫；工作場所和行業社群也構成重要的社交圈層。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工業時代的工作生涯彷彿人生履歷的主軸，是自信或自卑、榮耀或羞恥的主要來源。他還分析了「工作倫理」這一觀念：即視勤勉工作為一種美德本身。最初，工作倫理被用來把農民改造為聽命工廠鐘聲的產業工人，即使工作刻板低薪也要以道德加以包裝。然而，在一個沒有大眾受雇工作的未來，這種工作倫理將徹底失去意義。許多「後工作主義」思想家抨擊傳統工作倫理，反而讚美那些非工作狀態的活動——例如藝術、探索、遊戲與休閒——才是真正能讓人發揮創造力和享受生活的領域。
那麼，在大多數物質商品都由機器生產的社會中，人類將以何為“業”？對此，存在截然不同的樂觀與悲觀預期。一種觀點認為，人類將迎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將時間用於自我實現。就如同UBI試驗中人們拿到保障後更願意從事創意和公益活動那樣，未來的我們或許不再為生存而工作，而是為興趣、創造和社群而“工作”。機器滿足了基本需求，人類可以探索藝術、科學、哲學，從事志願服務，培養愛好專長——這實為文明的進步。馬斯克描繪的一種“良性”未來是：幾乎無人需要上班，社會依然繁榮，「每個人都有很高的收入，可以選擇為了個人興趣而工作，但AI可以做好一切」。在這種構想中，物質豐裕造就**「全面的休閒階級」**，工作成為可有可無的個人選擇，人類更多投入到自身興趣與意義的追尋。
然而，另一種引人深思的預測是悲觀的。歷史學者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警告，AI有可能催生**「無用階級」（useless class）的崛起。他用這個刺耳的詞彙來描述一大批被經濟體系徹底邊緣化的人**：AI全面接管工作後，這些人既無需勞動也無從勞動，因為他們的技能被技術淘汰，社會不再「需要」他們。赫拉利形容最糟糕的情景是，這些失去目標的人可能**“無所事事、茫然度日，靠藥物和虛擬實境消磨時光”**。在他看來，儘管過去每次技術革命都創造了新職業化解了失業預言，但這次AI革命或許不同凡響——如果機器在大多數認知領域超越人類，新職位也未必需要真人來擔任。這意味著未來許多人可能既沒有工作需要，也找不到替代性的社會角色。如此龐大的「閒人」群體如何自處，對社會心理都是巨大考驗。正如馬斯克也憂心地指出：「當電腦和機器人能把每件事都做得比你更好時，你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面對這兩種前景，人類社會也開始思考如何引導後工作時代的意義建構。關鍵在於將“工作”重新定義。假如我們不再需要為生計而工作，那麼工作將更多承擔社會聯結和自我實現的功能。一些社會思想家主張，不應追求完全取消「有意義的工作」，而是要塑造一種可持續且有尊嚴的工作形態。澳洲哲學家Jean-Philippe Deranty強調，工作帶來的共同目標和社群歸屬感對人類本質仍十分重要。共同勞動產生的團隊精神、工作場合的文化，都滿足了人類深層的社會需求。因此，與其幻想完全沒有工作的烏托邦，不如思考如何讓未來的工作更具人性、更民主——比如減少工時、更公平報酬、讓人們有自主選擇從事何種工作的權利。另一方面，也有激進一些的觀點認為，只有超越現行資本主義，人類才能真正擺脫被迫工作的狀態，去追求自願的創造性活動。這包括爭取無條件的物質保障和自由時間，讓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投注熱情於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業，而非被經濟壓力所奴役。
實際上，在許多UBI試驗和社會觀察中，人們並未因擺脫生計壓力而陷入虛無，反而往往尋找其他有目的性的事情去做，例如學習新技能、照顧家庭、參與社區、培養藝術愛好等。這暗示著：只要社會提供基本條件，多數人仍渴望有所貢獻並追求成就感。未來的挑戰在於，社會需要為人們提供更多元的價值實現途徑——學術、藝術、運動、慈善等等——使得即便傳統意義上的「工作崗位」縮減，人們依然能找到存在感和人生目的。教育和文化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引導人們發掘內在興趣，培養終身學習和自我發展的動機。在這個意義上，AI奪走的是「不得不」的工作，但也許會逼出人類對「想要做」的事情的熱情，從而催生一個以創造與關懷為核心的新社會。
消費模式的挑戰與新經濟體系的展望
資本主義有一條簡單的運轉邏輯：企業生產產品，民眾擁有收入來消費產品，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然而，如果多數人因自動化失業而失去穩定收入，這一循環將被打破。企業雖能透過機器大量生產商品，但**若消費者口袋空空，產品賣給誰？**傳統的大眾消費模式可能陷入癱瘓。正如有評論指出的，企業為追逐利潤而自動化，結果就是「勞動人數減少，導致能買商品的人變少……最終達到一個臨界點，幾乎沒有人買得起商品」。這將是對資本主義根基——市場需求——的沉重打擊。
面對這種前景，資本主義體系要麼自我調適、尋找新出路，要麼陷入危機並被新體系取代。首先，最直接的解法還是前文討論的UBI等收入再分配機制：由政府或其他途徑向公眾輸入購買力，以維持市場需求。這相當於在生產者（資本）和消費者（勞動者）之間建立新的橋樑。許多企業家支持UBI的一個現實考量正是如此——沒有消費者經濟就死路一條，而UBI可以「救市」，讓技術失業的群眾仍有錢購買商品和服務。事實上，如果大多數人生計完全依賴政府發放的收入，經濟模式將與現在大不相同：市場的需求面變成了公共政策的產物，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市場經濟的自發性。這或許預示著一種「部分計劃化」的趨勢：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來保障內需和社會穩定，而不再完全依賴企業雇用工人來發薪創造需求。
其次，如果不採取有效的再分配措施，那麼資本主義可能迎來自身難以控制的崩潰。經濟學史上，有效需求不足曾是大蕭條等經濟危機的誘因。如果AI時代重演這一幕，失業群體無力消費，企業盈餘無處實現，將出現供過於求、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同時，大規模失業還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和政治危機：當絕大多數人無法透過工作獲得尊嚴和收入時，對現有體制的不滿可能轉化為對激進變革的呼聲。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為求自保也許不得不退讓，甚至讓位給新的經濟體系。例如，有些學者和未來學家提出，高度自動化將最終帶來「後資本主義」或「新型社會經濟」。英國作家保羅·梅森（Paul Mason）即認為，資訊技術讓大量產品接近零邊際成本，分享經濟和合作互助將崛起，我們正邁向一個「跨越市場的後資本主義時代」。在這種構想中，市場在某些領域讓步於協作社群和公共資源，金錢和商品買賣不再統治所有社會關係。
一個引人注目的未來圖景被稱為「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這一理念認為，當AI和機器人帶來極大豐饒，社會完全可以實現「各取所需」，傳統以市場交易和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將讓位給按需分配的共產式體制。當大部分商品由機器生產且極大豐富時，其價值趨近零，人們獲取生活資料不再需要金錢購買，而成為一種基本權利。類似地，在科幻的「星際迷航」（Star Trek）世界中，由於複製技術滿足了物質需要，經濟體系更多以聲望、科研和探索等非物質動機運行。當然，現實未必如此理想化，但**「後稀缺經濟」**的概念正日益受到討論：即一個主要由AI管理生產、資源幾乎取之不盡的社會，將如何分配利益和組織協作。也有人擔心，如果未作妥善制度設計，AI時代可能不是烏托邦而是出現「科技封建主義」的新形態：少數巨頭壟斷技術和資源，大部分人淪為依附於系統給予配給的「新農奴」。經濟學家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就警告過，大型科技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繞過了傳統市場和競爭機制，以數據壟斷建立類似封建領地的權力。
綜上，在AI全面滲透經濟的未來，資本主義本身可能裂變出不同的進化路徑：一條路徑是透過政策調適和適度讓步（如UBI、財富稅等）來維持其框架，另一條則是被更平等的經濟形式所取代或融合。例如，未來的經濟體系可能呈現「混合模式」——市場機制依然存在於奢侈品和創新領域，而基本生活資料則由公共部門或合作組織提供保證。在這樣的混合體系中，人們或許無需為溫飽發愁，但仍可透過努力獲得額外回報。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將重新討論什麼是我們真正重視的經濟目標：是無止境的資本積累，抑或是全民福祉與可持續發展？AI讓我們有機會實現前所未有的繁榮，也逼迫我們正視現行資本主義的局限。未來經濟體系的輪廓尚未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消費驅動增長」的老路難以在失業大潮中繼續，新的模式勢在必行。
哲學視角：自我認同與價值觀的轉變
最後，從哲學與社會文化層面看，當勞動不再決定一個人的報酬與地位，人類的自我認同和價值觀將隨之演變。數世紀以來，主流價值觀深植著「努力工作才能換取報酬」的理念，無論是宗教倫理中的「勤勞致福」，還是世俗社會中的職業道德，都把勞動和報酬的連結視為天經地義。然而，AI時代可能動搖這一觀念基石：如果基本生活所需可以無條件獲得（透過UBI或物質極大豐富），個人從經濟角度將不再需要「賺取」生存權。那麼，人們對自我的價值判斷，以及社會對個體的評價，將從何而來？
首先，個人身份認同將更加脫離職業角色。在現代社會，「你做什麼工作」往往定義了「你是什麼樣的人」。但未來當工作不再普遍或穩定時，人們可能更多以其他維度來界定自己，例如愛好、信念、創造力或對社群的貢獻。這需要經歷一個心理調適的過程。對許多人而言，失去職業身份可能最初帶來迷失感：如果我不是工程師/服務員/司機了，我是誰？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人類也有潛力發掘多元的自我。教育和文化會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引導人們從小培養職業之外的興趣與人生目標，強調人的價值不僅在於經濟產出，也在於創造、美德、知識、情感等方面的成就。
其次，社會價值觀和倫理也將轉型。當大多數人不再靠賣力工作養家，社會對「勤勞」「懶惰」的評價標準可能改變。傳統上，不事生產常被視為不道德或可恥，但未來如果人人生而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那麼不工作不再是可恥的，而可能被視為正常的人生選擇之一。「工作倫理」的淡化或轉向，將使人們更注重工作內容的意義而非僅僅工作本身。在後勞動時代，真正獲得尊敬的也許不是辛苦加班賺錢的人，而是在某一領域做出創新貢獻、藝術創作或社區服務的人。價值衡量標準將從「你賺了多少錢」轉向「你帶來了什麼獨特價值」——哪怕這種價值未必能用金錢衡量。舉例而言，一個全職照顧老人的年輕人，也許雖無薪水但社會會承認其貢獻；一位熱衷環境清潔的志願者，可能比坐辦公室掙高薪卻對社會無益的人更受尊重。
然而，此轉變過程中也存在危機。倘若社會不能及時調整價值觀，許多人可能因脫離了傳統工作軌道而陷入自我價值感的缺失。我們已知長期失業常帶給個人心理創傷、自卑和身份危機。如果未來這種失落感大規模存在，將成為重大的公共心理健康問題。因此，社會需要構建新的身份認同渠道和榮譽系統。例如，建立鼓勵終身學習和社區參與的文化，使人在工作之外仍能獲得成就感和社會認可。社區、家庭、愛好團體等在人的生活中地位將上升，因為工作不再提供主要歸屬感，人們會轉向其他社群尋求連結。哲學上，人類可能重新審視「存在的意義」這一根本問題：當我們不再為溫飽奔波，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這將推動宗教、哲學、藝術在21世紀尋找新答案，也許會出現新的人生觀、幸福觀。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思想家強調保持工作與報酬適度掛鉤的必要，以維持社會運轉的動力。他們認為完全消除兩者連結可能導致創新驅動力下降。因此，有人主張未來的體制應採取「混合激勵」：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所需（以維護尊嚴和自由），但仍提供額外的物質或榮譽獎勵給有突出貢獻或努力的人。如此一來，一方面避免了生存焦慮毀掉個人創造力，另一方面保留了讓人上進的誘因。這涉及價值觀的細緻調適：承認每個人不工作也應享有基本權利，但同時讚許勤奮和創造。未來社會或許會更加強調工作的內在價值（例如自我實現、社會影響）而非外在報酬。
總的來說，AI時代將帶來人類自我認知和價值體系的深刻變革。勞動與報酬脫鉤，意味著我們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來定義人生的價值和成功。人類可能迎來一個更注重集體福祉、創意實現和人格發展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教育、文化和公共政策需要相互配合，幫助人們順利過渡。例如，教育可以淡化把孩子培養成「勞動者」的功能，而強調培養「完整的人」；媒體和文藝作品可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不再僅僅是商業巨擘或勞模，而是各種對社會和人類有貢獻的人物。價值觀的轉變往往滯後於經濟現實，但隨著越來越多人親身經歷「無需為錢工作」的生活，整個社會的觀念勢必逐漸轉軌。未來，人類或許會用不同於當今的眼光來衡量彼此，而自我實現和幸福的來源也將更加多元。
結論：新的社會契約
在AI技術蓬勃發展的21世紀中葉，我們正站在資本主義可能轉型的關鍵路口。一方面，AI帶來驚人的生產力增長和物質潛力，另一方面，它也撼動了支撐舊有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基石——工作、工資、消費、分配和價值觀。我們看到，全民基本收入日漸成為主流討論，以應對技術失業和貧富分化；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正在重新界定，倒逼出更公平分享技術紅利的新機制；工作的角色與意義在轉變，人類需要為「後工作時代」找到新的生活目的；傳統的消費驅動模式面臨挑戰，經濟體系可能走向混合或更替；而人類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也將隨之演化。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份新的社會契約逐步形成：在這份契約中，生存權利獨立於就業，技術帶來的財富由全民共享，個人價值不再取決於職業地位，經濟發展的目標轉向更全面的人類福祉。
可以預見的是，這一轉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樂觀和悲觀的預測將長期共存。政策實驗、思想交鋒和社會運動都將在未來歲月裡塑造我們的走向。資本主義曾多次在歷史轉折中調適自救，例如20世紀中葉吸納了福利國理念、勞資協商機制，使自身延續。如今在AI的衝擊下，資本主義能否再次蛻變，抑或最終讓步於更新的體系，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選擇。無論如何，經濟體系為人服務的宗旨不應改變：技術進步應造福全人類，而非造成大多數人的疏離和貶值。正如一位學者所言，AI帶來的生產力就像人類共同的財富「公地」重現，如何分配它將考驗我們的智慧與道德勇氣。展望未來，我們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和周全的政策設計，引導全球經濟朝向更加包容、公正且有意義的方向發展。在危機中孕育契機，AI時代完全可能成為人類解放勞動、重塑社會價值的新的里程碑，而我們正站在這場歷史巨變的序幕之中。
參考來源：
- Ferguson, D. (2024). Money for nothing: i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bout to transform society? The Guardian.
- Jarow, O.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n’t a good argument for basic income. Vox.
- X, Y. (2024). A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power: symbolic violence in the tech elite’s narrative. Frontiers in AI.
- Harari, Y. N. (2016). AI will create ‘useless class’ of humans… The Guardian.
- Fanjul, S. C. (2023). How will we construct our identity when machines do our work for us? El País.
- Drozd, L. & Tavares, M. (2024). Generative AI: A Turning Point for Labor’s Shar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 Politics StackExchange (2017). What is the capitalist answer to automation?.
UBI 發給每個人固定數額的金錢，但人總會比較，而 UBI 會讓每個人都齊頭式平等。 UBI 就是等於承認科技菁英是正確的，應該讓他們來安排普通人要怎麼過生活。是否有 UBI 以外的解決方法？ 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 的範圍到哪裡呢？如果我想要買一台法拉利，也是直接免費拿到嗎？因為法拉利到時候邊際效益也趨近於零嗎？
- 後稀缺經濟
- 新的社會契約
- 科技封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