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張忠謀先生在自傳裡的這些敘述，舉重若輕地說明了一個重大歷史課題：一個背負傳統文化和救亡之夢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出許多重要事情，但要在二十世紀末仍然站在科技創新的最前沿而影響世界，一定要儘早地實行精神擴充和文化移位，使東西方文化在互相觀照中彼此減壓，特別是為過於沉重的中國文化減壓，然後才能因無礙而保持最佳狀態。
最後只好和母親開一個小店以維持生活，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我這一個獨子身上。他老年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一直不能擺脫那股流亡異國、壯志未酬的憂鬱感。 我母親徐君偉（一九一○－二○一三）是一個典型的新、舊時代交替中的賢妻良母。舊時代的她把一生都奉獻給父親和我；新時代的她又充分地參與了父親的事業，隨著父親在外交際應酬。對我的愛護、教育，她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我們小家庭只有三個人：父親、母親和我，是一個非常親密溫馨的小家庭，母親則是這個家庭的調和劑。當父親有苦悶或者挫折了，她會以一個溫暖的家安慰他；當我做錯事了，她會溫和地勸導我；當父親責備我，而我少不更事不服氣時，她就是和事佬。
年前我為主持的幾家公司寫經營理念，以就在這個亂世中，我從中學畢業了。畢業那晚我和幾個相熟同學慶祝，大家喝了不少酒，盡情地叫喊，盡情地歡樂。夜已闌，我們漫步到黃浦江畔，大家湊了點錢，租了一條帆船到黃浦江上遊江。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醉如夢，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遊中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裡住多久？」大家大笑和之。這樣的豪情，以前、以後都不曾再有。
許多年後回顧，十八歲在香港的七個月是我人生的重要分界。我的舊世界隨大陸易色而破滅，新世界正待建立。香港以前，我和千百萬與我相似年紀的青年一樣，一心預備在國內求學、做事；香港以後，我走上長居國外的第一步。香港以前，我想從商；香港以後，開始一生的科技生涯。香港以前，父母親是我的天地，我事事都倚賴他們；香港以後，我發現父母親已不能幫助我，我只能倚賴自己了。
某一個經理不能有效地帶領他的部隊，那我應該撤換他，而不是待在達拉斯替他做他的工作。 總經理（對上延伸到公司總裁）的責任，應該是：把外面世界帶進到他的業務單位裡，動員他擁有的資源，應對他帶進來的挑戰！
要知道自己的弱點（無論是產品性能、價格，或客戶服務），最好的辦法就是聽客戶批評，如果只在內部檢討，聽到的總是我們如何如何好，一切行銷問題都是行銷部不知道如何行銷，或客戶不識貨。
「不。ＣＥＯ有戰略思想，ＣＯＯ（營運長）有戰術思想，才算互補。你們兩人的位置恰恰相反，是很壞的配合。
我們還是決定用艾司摩爾。在這課題上，我的想法和在ＳＭＩＦ上一樣：小公司如要追上大公司必須要冒些險。
看來一九八九、九○年的工研院電子所正陷入了一種「自我偉大」的幻想中。台積電的衍生看起來是那麼容易。我的苦心：創造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以避開工研院ＶＬＳＩ計畫顯著的耀眼的缺點──跟不上摩爾定律和沒有設計技術，完全被忽略
但是這次沒有新的商業模式，「次微米計畫」的弱點就赤裸裸地暴露在市場競爭的狂風暴雨中，悲慘的結果幾乎可以預料。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宣布台積電將在未來十年在南科投資四千億元，並將提供五千個以上就業機會。 當時台塑集團王永慶董事長譏我的投資計畫為「膨風」。王先生差矣。事實上，此後十年台積電在南科投資六千餘億元，提供就業機會超過一萬七
人生的戀，大約可以以年齡定義，少年（十八至三十歲）戀充滿了憧憬、理想、情慾；中年（三十至六十歲）戀重於工作或事業的相互扶持；晚年（六十歲以後）戀却是相當純真的相互照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戀。最理想的戀，當然是同一伴侶，百年不渝，隨年齡邁進的戀。但是天下能享受這種戀的，又有多少人？我享受了少年戀，錯過了大部分中年戀，現在享受純真的晚年戀，已經算是福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