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有效的對話必須首先承認人類對尊嚴和人際交往的深切渴望，不要把它當作一種幹擾，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方式，把我們從看似棘手的對立中解放出來。我們在本書中將證明，將人的尊嚴重新放在中心位置，會引發對經濟發展的優先事項與該怎樣關懷社會成員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們急需幫助的時候。
- 出於對自然災害的擔憂，或者受戰爭的影響，人們被迫前往收入更高的地方，這些都說明，僅靠經濟激勵並不足以讓人遷徙
- 我們有必要了解針對移民的勞動力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尤其是它是否像許多人所相信的那樣，移民收入增加的代價是犧牲當地人的利益
- 美國國家科學院（該機構稱得上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學術機構）編撰的有關移民影響報告的第267
- 最近幾十年的實證研究表明，當以10年以上的時間來度量時，總體而言，移民對本地人工資的影響非常小，這與新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1997年的發現基本上是一致的。
- 勞動力市場從本質上講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供需關係並非描述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情況的最佳選擇。
- 因此，將供需分析應用於移民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移民的湧入不僅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同時也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是當存在更多移民時，工資並不會下降的原因之一
- 在僱用低薪員工時，企業經常省掉面試，主要依靠信賴的員工進行推薦。一般來說，即使應聘者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也很少有企業會僱用那種直接推門進來找工作的人。顯然，這種現象完全拋棄了標準的供需理論。這都是因為僱主想要避免承擔解僱員工的高成本
- 儘管包括特朗普總統在內的人士廣泛支持技術移民，但從本土家庭人員的角度看，技術移民的影響是綜合的。這對低技術的本地人有益，因為他們獲得了更便宜的服務（大多數為美國貧困人口服務的醫生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但代價則是令具有類似技能（護士、醫生、工程師和大學教師）的本土人員的勞動力市場前景惡化。
- 人際關係本來能夠為人們提供幫助，但現實情況是，有人有關係，有人沒關係。原本在所有人都沒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市場可能良好運轉，但這種不平等的現實會導致市場的失敗。如果沒有人際關係，競爭會是公平的。一旦某些人擁有人際關係，市場就會瓦解，進而造成大部分人失業。
- 弗蘭克·奈特堅信人類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反應截然不同。大多數人不喜歡處理未知的未知數，在不知道確切問題的情況下，會竭力避免做出決定。
- 移民的前途突然陷入未知之中，所以即使人們原則上可以通過攢錢來應對各種財務意外，人們還是非常不願意貿然行動。背後的原因更多是規避不確定性，而不是規避風險。
- 如果保持一定的自我形象這件事很重要，那麼對其加以呵護也就說得過去了。我們可以通過過濾負面信息來主動實現這一點，也可以簡單地避免採取至少有可能給我們帶來傷害的行動。如果我過馬路時不從乞丐身前經過，也就不會讓人發現我不夠慷慨的缺點。一個優秀的學生可能會在考試前不認真複習，這樣他就為自己製造了一個藉口，就算成績不理想，也不會影響自己很聰明的自我認知。一個待在家裡的準移民總是能夠幻想只要自己離開，就一定能成功。
- 想要改變這種維持現狀的傾向，需要堅持夢想（埃斯特的祖父阿爾伯特追求冒險，而不是逃避困境），或者具備相當程度的自信。這也許就是移民（除了那些在絕望中被趕出國門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擁有特殊動力的人的原因，也是移民中湧現出那麼多成功企業家的原因。
- 美國近些年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擁有強大教育機構的地區。這些地方往往是有些歷史的城市，房價昂貴，而且很難擴張。許多城市也非常歐化，相比發展城市，它們往往更願意保護自己的歷史，因此催生了嚴格的區劃規定和高額租金。這可能是普通美國人沒有前往正在迅猛發展的地區的原因之一。
- 此外，工作可能不會一直都有。失業讓人沒有歸屬感，而沒有家庭地址則會讓人很難再找到一份工作。[14]在這種情況下，家庭能提供財務和情感上的安全網。失業的年輕人搬回父母家。正當壯年的失業男性中，有67%的人與父母或近親屬同住（從2000年的46%逐漸增加）。[15]由此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一個人不願意放棄這種舒適感和安全感，搬到另外一座城市了。
-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鼓勵移民確實應該作為一項優先政策。但正確的做法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迫人民，或採取扭曲的經濟激勵措施，而是應該清除一些關鍵障礙。
- 簡化整個移民流程並提高溝通效率，讓人們對移民的成本和收益有更清晰的瞭解，將有助於鼓勵移民。讓移民及其家庭彼此更容易匯款，也將有助於減少移民的孤獨感。鑑於人們極其害怕失敗，為移民提供一些針對失敗的保險也是可行的做法。孟加拉國提供此項服務時，其效果好得幾乎就像是銷售公交車票
- 最後，我們要記住，不管提供什麼樣的激勵措施，還是會有許多人選擇不離開。這種固執，違背了經濟學家們有關人類行為的直覺，卻對整體經濟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如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的那樣，它影響了範圍廣泛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比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它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國際貿易的收益遠不如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在第五章中，我們將討論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在第九章，我們會將人口的不流動因素考慮在內，對社會政策進行重新思考。
- 有些商品需要相對較多的勞動力來生產，需要的資本相對較少，可以對比手工地毯和機器人制造的汽車。如果兩個國家可以獲得相同的技術同時生產這兩種商品，那麼顯而易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
- 因此，我們會產生如下的預期：一個勞動力富裕的國家專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並脫離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沒有貿易（或貿易受到更多限制）時相比，對勞動力的需求會增長，工資也會隨之提高。反過來，當一個資本相對充裕的國家和一個勞動力更充裕的夥伴進行貿易時，我們應該預期資本價格會上升（而工資會下降）。
- 由於勞動力充足的國家往往是貧窮國家，而且勞動者通常比僱主更加貧窮，這意味著貿易自由化應該會為更窮的國家裡的窮人帶來益處，不平等的程度也會下降。富裕國家的情況正好相反。按照這個推理，開放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會[⋯]
- 但正如薩繆爾森在之後的一篇論文中證明的那樣，自由貿易提升了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意味著會有更多的價值供所有人分配。假設社會向自由貿易的贏家收稅並將這筆錢分配給輸家，那麼即便是美國工人，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5]可問題就在於，這只是一個很大的假設，它的推進是個國際的政治過程。
- 僅僅通過比較國家來對貿易問題做出任何決定性的結論，是很困難的。因為增長和不平等都取決於很多不同的因素，貿易只是這些因素之一，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儘管如此，已經出現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針對國家內部的研究，確實動搖了人們對施託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的信念。
- 和施託爾珀-薩繆爾森理論告訴我們的相反，一個特定地區的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該地區的脫貧速度就越緩慢。在隨後的一項研究中，託帕洛娃發現，與其他地區相比，在受貿易影響更大的地區，童工減少的概率要更低。[3]
- 然而，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貿易經濟學家會感受到來自託帕洛娃論文的威脅。在傳統理論中，貿易的好處來自資源的重新配置。託帕洛娃發現，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開放程度低的地區之間存在差異。這一事實本身就告訴我們，資源（工人，也包括資本）不容易流動，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世界各地的工資水平應該或多或少都是一樣的。
- 聲譽的巨大作用意味著國際貿易不僅僅與好的價格、好的創意、低關稅和廉價的運輸相關。對於一個新玩家來說，進入並佔領一個市場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聲譽。這一點，再加上勞動力的黏性，意味著作為施託爾珀-薩繆爾森理論的基礎——自由貿易應當撬動人員和資金，讓它們更加易於流動——在實際操作中並不那麼有效
- 有趣的是，這個系統可能正在改變。世界上最成功的兩家公司，亞馬遜和阿里巴巴的重要商業模式是，由自己取代這些中間商，允許單個生產商在它們的網站上建立自己的聲譽（當然需要收費），從而跳過了中間商的認證環節。這就是為什麼當你收到從亞馬遜網上商城訂購的包裹後，亞馬遜上的賣家會持續不斷地要求你對他們的商品給出反饋。為了追求這些評級，他們以極其荒謬的低價賣給你襪子或玩具。他們希望，等到有一天，他們有了足夠多足夠高的評級，就可以自行定價了。
- 儘管附近有些通勤區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的影響（還有一些區域實際上從中獲益，比如從中國進口某些零部件），但工人們並沒有向這些地方流動。在受到負面影響的通勤區，適齡勞動人口並沒有減少。他們就是找不到工作。
- 這種經歷不是美國所獨有。西班牙、挪威，還有德國，都在中國衝擊下陷入了相似的麻煩。[3]每一個案例當中，黏性經濟都變成了黏性陷阱。
- 作為少數真正研究過此類政策的經濟學家之一，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強烈反對這類政策。在他看來，引導公共資金投資到破敗地區就是在浪費公帑。衰落的城鎮註定要萎縮，會有其他的新興城鎮取而代之。這是歷史的發展規律。公共政策需要做的是幫助人們搬到有著美好未來的新地方。[5]
- 從理論上講，面對這種範圍的衰退，人們最明顯的反應理當是選擇離開，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沒有這樣做，至少離開的速度還不夠快。相反，在製造業衰退時，結婚的人或生孩子的人都變少了，已經出生的孩子裡不少都是非婚生子。年輕男性，尤其是年輕白人男性從大學畢業的可能性也變小了。[6]因為絕望，吸毒過量、酒精中毒和選擇自殺的死亡人數飆升
- 有這些深度絕望的症狀，過去和美國內陸城市的黑人社區聯繫在一起，如今在遍佈東部海岸和中西部東部地區、以白人為主的郊區和工業城鎮，也上演了同樣劇情。至少在短期內，許多這種損害是不可逆轉的。輟學的學生、吸毒的癮君子、酗酒的酒鬼，以及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他們已經永久地失去了一部分未來。
- 糟糕的內部整合也會使經濟變得有黏性，消除了普通男女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收益，甚至會變收益為損失。惡劣的路況阻礙了人們前往城市尋找新工作。在印度，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農村居民獲得村外非農業工作的一大障礙，就是連接村莊和主幹道的土路
- 要從國際一體化中獲益，就必須改善內部的交通。
- 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說，國際貿易的收益相當小。其次，雖然對較小和較貧窮的國家來說，貿易帶來的潛在收益可能要大得多，但沒有靈丹妙藥能夠讓這些國家一蹴而就。正如我們在移民一章中看到的那樣，廣泛開放邊界並不足以讓所有人遷移，消除貿易壁壘也不足以確保新的國家能夠加入。宣佈貿易自由並不是解決發展問題（甚至貿易問題）的靈丹妙藥。最後，貿易收益的再分配已被證明是極其棘手的，受到貿易消極影響的人們已經或正在遭受苦難
- 貿易的主要問題在於，因之而產生的失敗者遠高於施託爾珀-薩繆爾森理論給出的數量
- 儘管他們早就知道，作為一個群體，工人在富裕的國家裡可能因為貿易而蒙受苦難，在貧窮的國家則會從中受益。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覺得工人可以換工作或居住地，或兩者兼而有之是理所應當的。如果工人們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種看法影響了社會政策，並在失敗者和其他人之間製造衝突。如今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情況正是如此。
- 在某種程度上，偏好就代表它們本身。經濟學家對偏好和信念做出了鮮明的區分。偏好反映的是，在已經掌握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而不是在不知道各自優點，並可能因此被信息動搖的時候，我們更喜歡的是蛋糕還是餅乾，是海灘還是高山，是棕色人種還是白色人種。人們可能有錯誤的信念，但他們不會有錯誤的偏好
- 當我們討論經濟增長的極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環境保護的成本和收益時，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何區分個人需要和願望，以及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重視這些慾望的問題。
- 只是現實並非如此。不願為同性婚禮烘焙的麵包師並不會破產，部分原因是他們贏得了其他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至少對某些人來說，偏見可能是一門好生意，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如此。
- 博弈論領域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無名氏定理，正式證明瞭這一論點在邏輯上的一致性，
- 如果有社群成員在社群之外能夠獲得機會，那麼互助系統很容易會崩潰。因為，被排除在互助系統外的風險不再具有威懾力，這使得人們更容易選擇不履行義務
- 假設沒有人真正在乎種姓，但不論任何人，只要在性或婚姻中跨越種姓界線，就會被指控雜婚，被當作異類排斥。這意味著沒有人會嫁入被排斥者的家庭，也沒有人會與他們交朋友或交往。最後，假設有人違背這一規範，和被排斥的人結婚，那麼不論此人是誰，都會被視作異類受到排斥。
- 規範之所以成為歪曲版本的群體規則，正是因為群體堅持執行自己的標準。
- 阿比吉特和羅希妮·潘德（Rohini Pande）發現了其中的關聯：在低等種姓或高等種姓佔多數的地區，腐敗現象增加得最為嚴重。[6]在這些地區，由於投票只看種姓，佔統治地位的種姓的候選人幾乎肯定會獲勝，即便他極度腐敗，而他的對手清廉。在人口結構平衡的地區，就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
- 自我歧視往往會自我強化。當被提醒群體身份後，人們的表現會有差異，這使他們更加自我懷疑。針對其他群體的歧視也是如此
- 研究人員欺騙老師，使他們相信自己的一組學生（一個班上的1/5的孩子）天賦異稟
- 初的實驗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受到批評，包括這種幹預造成的道德風險。但是，大量其他的實驗已經展示了自證預言的力量。
- 一開始對女性不公正的偏見，導致女性在自身並沒失誤的情況，實際的表現不如男性，然後這一切又加強了女性低人一等的地位。
- 這些自證預言的奇怪之處，就在於它們可以預知的程度。一直以來，都是傳統上處於劣勢地位的人最終成為帶有偏見的卻是自證預言的受害者；
- 一想到自己的職業，似乎就會產生一個不同的道德自我，一個更願意作弊的自我
- 換句話說，人們表現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種人格有著不同的偏好。在特殊情況下，環境選擇了在一個特定情況下做出決定的人格。
- 當最初的你怎麼敢挑戰我的信念？這樣的反應減弱，人們會調整自己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停止說出真相，但是用一種不按個人道德標準進行評定的方式來表達，會更加有效。
- 由於自我價值和凌駕黑人及移民之上的優越感相捆綁，社會環境的趨同加劇了貧窮的美國白人的危機感
- 恢復自我意識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否認（例如：我們可以堅決反對墮胎，因為我們社區裡沒有一個女孩曾經懷過孕）。另一種是通過誇張嘲弄對方，拉開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當一個白人只有通過申請傷殘才能獲得福利救濟時，對他來說，僅僅指責黑人或拉丁裔單身母親一定是福利女王[4]已經遠遠不夠了——這是里根時代的侮辱。既然白人也得靠福利生活，那麼侮辱就得升級——她一定是幫派分子。
- 我們知道，人們會不遺餘力地迴避相關證據，以免被迫修正關於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對其他種族或移民的看法）的觀點，因為這與他們對自身的看法密切相關。不幸的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是經過了特別的深思熟慮才形成了這些最初的觀點
- 有趣的是，有一個事實是千真萬確的。一開始被分隔開來，缺少了彼此交往的經歷，即便如此，任意的標籤也會對我們的忠誠產生重大的影響。只是給隨機選擇的一組參與者起一個不同的名字，就會讓組內成員喜歡本組的名字多過其他組。成年人和11歲的孩子都是如此。
- 羅伯斯山洞實驗的兩個部分都很重要：一是製造分裂很容易，二是再度團結是可能的
- 這樣的行為導致了偶然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隔離。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如果我們所有人選擇泡在一起的朋友都是和自己相像的人，我們最終會形成一個又一個完全分隔開來的孤島，島上全是彼此相似的人
- 我們最終會形成多個意見對立的封閉群體，缺乏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進行溝通的能力。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奧巴馬政府成員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稱之為迴音室。在那裡，有同樣想法的人只聽彼此的話，逼迫自己陷入瘋狂。
- 總的來說，能夠選擇有傾向性的內容可以讓用戶少一些黨派之爭。原因是他們準確地理解了他們選擇的信息來源的偏見程度，並在接收信息的同時部分地消除了這種偏見；然而，隨機分配文章的用戶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偏見，因此仍然對內容持懷疑態度，他們的觀點也沒有改變多少
- 隨著我們失去相互傾聽的能力，民主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更接近於對各個不同群體的人口統計。因為每個群體投票更多的是基於對群體的忠誠，而不是明智地權衡輕重緩急
- 我們感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出了錯，我們在經濟上正經歷煎熬，以及我們不再被尊重和重視，所有這些引發了我們的防禦性反應，表現出來後就是世人熟知的偏見
- 政客或多或少都是一樣的。考慮到這一點，他們不妨投票給看上去或聽上去和他們相似的人。換句話說，種族或偏執的投票往往只是漠不關心的表現
- 著名的增長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將全要素生產率定義為一個衡量我們無知程度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在我們考慮了所有可衡量因素之後剩下的那部分因素。它抓住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工人，使用同樣的機器和投入（經濟學家稱之為資本），如今他們每工作一小時，產出比去年更多。
- 1970年之前的幾十年之所以不同於大部分歷史時期，是因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尤其迅速。
-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與那種認為臉書令人上癮的觀點非常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說，很難想象沒有臉書的生活，但當你真的棄用時，情況並不會變得明顯更糟。然而，有趣的是，在棄用一個月後，參與者仍然希望獲得一定的補償金來放棄臉書，表明他們並不會因為擺脫了臉書而對實驗者心存感激。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其實還是懷念臉書，只不過這種懷念程度低於他們之前的預期，因此，研究人員得出結論，臉書給每個用戶帶來了價值2000多美元的幸福感。
- 然而，平均來看，棄用臉書會讓人感到更快樂。這種現象和上述實驗結果如何自洽呢？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所有的平均值一樣，這個平均來看的現象也掩蓋了一個事實：有些人確實非常喜歡臉書。此外，如果你是朋友圈中唯一棄用臉書的人，那麼代價很可能就會變得比較高昂，而且由此帶來的不便會隨著棄用時間延長而愈加嚴重（短暫遠離社交圈是沒問題的，但如果完全退出則會代價高昂）。如果臉書不存在，那麼相關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
- 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沒有很好地利用它們所擁有的資源，甚至一些貧窮國家在擁有同樣資源的情況下也不會比其他國家發展得好。
- 這種探索之所以具有挑戰性，是因為它試圖顛覆索洛給出的答案，而索洛的答案又是以經濟學中兩個最基本的理念為基礎的。第一，資本家投資是為了追求高回報，當回報下降時，資本積累也會下降。第二，當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資本，資本的生產力就會降低，因為沒有足夠的工人與之合作。在經濟學中，這被稱為資本收益遞減。
- 爾·馬克思（Karl Marx）也把它作為自己經濟思想的一個前提，在馬克思看來，這就是資本主義註定滅亡的原因：資產階級擁有貪得無厭的慾望，追求越來越多的資本，將推動資本回報率下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這叫作利潤率下降），並最終引發埋葬資本主義的危機。
- 索洛那一代的很多經濟學家都意識到了收益遞增的可能性，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規模越大越好的觀點（亞馬遜目前正是靠規模佔據了主導地位）。
- 增加回報的一個明顯含義是，最大的公司應該是最賺錢的，能夠以最低的價格把其他公司擠出市場，從而使自己佔據最佳地位。這樣的市場最終註定要發生壟斷現象
- 索洛認為資本收益遞減在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羅默則認為不同企業之間的新思想流動在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 所以最終，儘管我們將嘗試為這些理論拼湊出最好的證據，結果也將是暫時的。我們已經看到，衡量經濟增長存在很大難度，而要搞清楚經濟增長的動因，並制定政策落實這些動因，難度更大。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或許會說，經濟學領域是該摒棄對研究增長的痴迷了。在富裕國家，我們能夠有效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讓他們變得更富有，而是如何提高普通公民的生活質量。在發展中國家，經
- 根據對二戰後的31項稅收改革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減稅並沒有顯著增加就業和收入，而對剩餘那90%收入較低者的減稅卻能起到積極效果。
- 但我們懷疑，公眾之所以如此輕易地接受為富人減稅會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部分原因在於在長達很多年的時間內，公眾從上一個時代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那裡聽到了這一觀點
- 面對一個幾乎已經置理性於不顧的政策環境，如果我們不採取一些幹預措施，這一共識就面臨著變得無足輕重的風險，所以，我們要明確一點：為富人減稅不會帶來經濟增長
- Owen Zidar, Tax Cuts for Whom?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Income Tax Changes 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no. 3 (2019): 1437-72, https://doi.org/10.1086/701424.
- 有一項研究發現，當一個行業因為一些不可預知的原因（法官不夠寬容或交易沒談攏）而未能實現一項大規模併購時，那麼該行業在隨後幾年裡仍將保持更強的競爭力。這些險些發生大規模併購的行業將迎來更多新公司、更多投資和更多創新。這一結果確實表明，美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之所以比較低，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經濟活動集中度的提高
- 即便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咎於經濟活動集中度的提高，但如果認為打破壟斷就能恢復快速增長，則是不合理的。畢竟，歐洲的經濟增長也一直很緩慢，歐洲監管機構對壟斷企業的打擊力度也大得多。這再次說明瞭過去幾十年的唯一明確教訓，即對於究竟什麼能夠帶來永久的、更快的經濟增長，我們其實是搞不清楚的。對於經濟是否增長，我們似乎無法掌控
- 但如果富裕國家不出現爆炸式的經濟增長，那麼它們（以及中國、智利等中等收入國家）將如何利用國內越來越充裕的資本呢？
- 防止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方法是向生產率高的國家輸出資本。這對國內工人沒有幫助，因為生產不會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進行，但至少國民收入將繼續增長，因為資本所有者在海外所做的投資將帶來回報。
- 諸如此類旨在探索什麼因素有助於預測經濟增長的努力毫無意義。就國家層面而言，幾乎沒有任何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很多事情是其他事情造成的結果
- 更普遍地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策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因此，為了解釋經濟增長的動因，我們要納入研究的因素甚至比研究的國家的數量還多，且其中很多因素是我們未曾想到或無法衡量的。[3]因此，這些分析模型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自己遴選出來，並納入考慮範圍的因素抱有多大的信心。鑑於我們遴選出來的這些因素幾乎算不上完全合理，我們認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放棄預測。
- 當最高收入者的稅率達到或超過70%時，企業更有可能認為支付高額工資是浪費他們的錢，從而削減最高工資。在這種稅率下，董事會面臨一個嚴峻的權衡：當面臨70%的邊際稅率時，是給經理人1美元的薪水，而他最終到手的只有30美分，還是給企業留下1美元的收入？這令首席執行官的薪水大打折扣
- 因此，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極高的最高稅率（僅適用於極高的收入）的意義不在於剝奪富人，而是消除最高收入。幾乎沒有人最終支付需要按最高稅費扣稅的收入，因為那些非常高的收入幾乎都消失了。[1]而當最高稅率降至30%時，超高薪水才再次變得具有吸引力。
- 換句話說，較高的最高稅率實際上不僅可以減少稅後的不平等，而且可以減少稅前的不平等。
- 從1970年至今，在國家層面上，最高稅率削減幅度與不平等加劇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最高邊際稅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德國、瑞典、西班牙、丹麥和瑞士，但其國內的最高收入佔比並沒有急劇增加。相比之下，美國、愛爾蘭、加拿大、英國、挪威和葡萄牙大幅降低了最高稅率，同時最高收入佔比出現了大幅增加。
- 經濟學家賽斯和他的同事對文獻進行權威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最高稅率確實會帶來逃稅和避稅，但對實際工作並不會造成影響。[2]例如，1986年裡根的減稅導致個人可徵稅收入一次性大幅增加，但很快就迅速下降了。這表明可徵稅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因為人們將他們以前隱藏的收入納入了
- 那麼，最好的公司想要最好的經理，並願意為他們付出高價的觀點又如何呢？如果稅收很高，他們能做到嗎？答案是肯定的。當政府要拿走70%的收入時，最好的首席執行官還是會前往收入最高的地方，這一點不會改變。只要所有公司面對相同的稅率，最高薪的工作仍然是最高薪的工作。
- 不過，較高的最高邊際稅率可能會減少最掙錢，但卻不一定對社會有益的職業（例如金融業）的誘惑
- 總的來說，在我們看來，僅適用於超高收入的高邊際所得稅率，是限制最高收入不平等現象激增的極其明智的做法。
- 如果大幅提高稅率，逃稅也會增多。但問題是，有多少人會這麼做？在短期內，肯定會產生實實在在的反應。我們已經在里根減稅的例子中提到了這一點。我們期待在稅率上升時，看到相反的情況：應納稅收入會急劇下降。因為那些可以隱瞞收入的人會立即採取行動，並且後續影響相對較小。
- 財富稅將是累進的，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財富，而不僅僅是房地產。從消除不平等的角度來看，對非常高的財富徵稅的好處是，這些非常富裕的人不會消耗他們從財富中獲得的大部分收入。取而代之的是，他們以股息的形式獲取財富收入的一小部分，然後將剩餘的收入重新投入家庭信託或任何允許其積累財富的項目中。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現行稅法中，富人們並不對返還給信託的金額繳納任何稅款。
- 建立一個全球金融註冊機構，可以跟蹤任何地點的財富（無論財富在何處，都可以對其徵稅）；改革公司稅制，使跨國公司的全球利潤鎖定在銷售發生的地點；更嚴格地監管那些幫助他人通過避稅天堂避稅的銀行和律師事務所。[8]
- 提高最高稅率的困難在於政治。事實上，我們似乎正處於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的惡性循環之中。隨著富人變得更加富裕，他們更有興趣也有更多的資源來組織社會，以維持現狀，包括資助那些願意降低最高稅率的立法者的競選活動。
- 員工可以忍受工資上的不平等，但前提必須是工資與績效明確掛鉤
- 正因為政府做了市場不願做的事情，他們才容易受到腐敗的影響。以汙染罰款為例。造成汙染的人很樂意付一部分罰款給汙染控制辦公室的官員，以便消除造成汙染的證據。但如果讓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營企業去管理汙染，並收取罰款，情況會有所改善嗎？很可能不會，因為他們至少和你一樣喜歡錢。
- 但無論何時，只要有人試圖幹預市場，就會存在作弊的誘
- 如果說富裕國家真正的危機在於許多曾經自認為是中產階層的人失去了他們過去從工作中獲得的自我價值感，那麼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 投資於更好的教育和兒童護理可以為社會帶來巨大的潛在收益。這需要花錢，而無論政府願意花多少錢，這兩個行業都能吸收。如果這些錢能為人們提供穩定高薪、受人尊敬的工作，將達成兩個重要目標：為社會創造有用的東西，提供大量有意義的工作崗位。